在人間| 被公司辭退後,他裝出一副還在上班的忙碌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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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06月09日 12:22:02
來源:在人間

在人間| 被公司辭退後,他裝出一副還在上班的忙碌樣

鳳凰新聞客户端 鳳凰網在人間工作室出品

阿喆、王欣桐和李悦飛,這幾個月一直處於等待中。

因沒法及時趕回北京,阿喆3 月份被公司辭退。失業 2 個月,他始終瞞着親人。母親發來家裏小貓的視頻,説:“貓瘦了,又不吃東西了。”他總是等到很晚才回復,裝出一副還在上班的忙碌樣。

工作找了 2 個月,王欣桐還沒遇到合適的。疫情前,她辭了工作去澳洲旅行。按照她的設想,早在3 月就該覓得一份正職,但疫情打亂了她的計劃。2 月至5 月,除了下樓取快遞和在小區散步,她都不出門。斷了社交,不用搭地鐵和吹辦公室空調,王欣桐眼角的幹紋不見了,早前曬得黯淡的臉、手和腿,也捂白了 40%。

李悦飛正月初六便回了北京。他在東二環銀河 SOHO 內的一家簡餐店做後廚。那時,北京還沒要求隔離。一晃到了 4 月,店鋪沒開,他卻接到了老闆打來的停業電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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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春節到4月,阿喆一直被困在山西晉中老家。

2015 年,阿喆進入一家小型文化公司。他喜歡創作,尤愛填詞。聽到喜歡的旋律或沉浸在某段回憶中,突然來了靈感,他會立刻將詞記在手機便籤上。涉足娛樂營銷行業後,他的特長有了用武之地。

春節前兩天,老人過世,他趕回奔喪。過年時,正好有一部電視劇播出。作為一家影視營銷公司的策劃經理,阿喆在家一天也沒閒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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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婆家門口的梨樹,小時候外婆經常抱着他坐在樹蔭下乘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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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鄉的天空。

早上一睜眼,人還躺在牀上,已開始工作。電視劇播出期間,阿喆安排寫手和美工提供文案和圖片給美食的、娛樂的、美妝的等合作渠道,還負責藝人、綜藝的提案等。“每天都在做事,沒有周六日一説。”晚上10點,母親不解地問:“怎麼還開會呢?”阿喆答:“我們經常半夜開會,別説晚上了。”這樣的狀態持續到 3 月,他被迫離職的時候。

3月的第三個週五,阿喆還在為兩個電視劇寫不同方向的策劃案,接到了工作羣裏的通知:從本週一開始,沒有回北京的員工都算請假,工作照做,但工資停發。阿喆認為公司的做法不合適,大家已經幹完了一週的活兒,付出了勞動,卻沒有薪水,而且由於村莊封路,交通阻斷了。他在羣裏質問了一句,不久,便收到了人事發來的私聊消息:“試用期結束,請提出離職”。

阿喆聽到公司的決定,生氣卻無可奈何。每天在家抱着電腦,該做的事一樣沒落下,“方案我寫得挺不錯的,也不知道為什麼被辭退。”除了他,還有一個正式員工也提出了質疑。“或許他們認為我把羣裏的氛圍帶壞了。”

去年 11月,他跳槽到了這家行業內口碑不錯的營銷公司。總公司做電影營銷起家,後來涉獵電視和綜藝,成立了子公司。“我加入的是子公司,只有二三十號人,經常有人入職和離職。”阿喆負責電視劇、綜藝和藝人的宣傳。

娛樂營銷行業沒有加班費一説,通常是調休。這家公司上下班不打卡,沒法計算加班時長。阿喆待過不少公司,“哪怕業務真的很忙,但家裏有事,還是可以調休,但這裏就不可以。”他經常週六上午被叫到公司開會,開着開着就到了晚上十點;出差也總佔用雙休日。

2019年,影視行業遭遇一輪寒冬,不少公司關停了。“今年趕上疫情,雪上加霜。”電影停擺,總公司的同事只領 70%的薪水;電視劇這邊有活,沒有降薪,但他還在試用期,薪水是同事的八成。

阿喆清楚記得他是去年11 月 13日入的職。“談好的 3 個月轉正,但合同上寫的卻是 6 個月。”籤協議時,他沒在意,留下了漏洞。2 月受疫情影響,他沒有提轉正的事;3 月初向人力資源的同事提了,但對方表示還要等人事總監面談,再無下文。試用期的員工,沒有任何保障,即使找仲裁,阿喆也覺得於事無補,“沒辦法,只能認了。”

4 月初,阿喆搭親戚的順風車,從山西回到北京的出租屋。

由於有皮膚疾病,從去年 5 月起,阿喆每週定期去醫院做2至 3次 皮膚光療。之前上班時,看病得擠時間。如今失業在家,倒是有時間錯峯看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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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診排隊等待中。

由於疫情關係,阿喆離職的公司申請了社保延繳。4 月還可以報銷,等五一假期後,他去掛號,窗口告訴他“社保卡不在紅名單了”。這預示着他的社保斷繳,即使補繳,也要等 1 至3 個月才能恢復。以前掛號 10 元,現在每次 50 元。“每週要多花一些錢,還挺困擾的。”

匆忙下,他找了一份品牌策劃的工作。阿喆以前做的項目偏娛樂性,這次是為一個二線茶飲新品做推廣,“我按娛樂項目做的,感覺效果不好。”在這家公司,他不僅負責策劃和文案,工作內容還包括統籌、拍攝等,“整個過程很慌”。工作了一週,經常加班到凌晨 1 點。

加班期間,阿喆認真地考慮過要不要賣煎餅。“朋友覺得我在開玩笑,但那一刻我真的好累,我的腦子快炸了。”他不想再用腦子,哪怕做苦力活。於是,他辭職了。

以前跳槽,兩週就能找到湊合的工作,但這次他已經投了一個多月簡歷,還沒有迴音。“不知道是不是年紀大了,在將就的公司將就着,自己不痛快,公司的活也做不好,兩方面都不太行。”曾經只要是感興趣的、做得了的,阿喆都會投。“現在稍微耐心一點,哪怕耗費一些精力和財力,反正豁出去了。”

同齡的朋友不少結了婚、生了子,娃娃都幾歲了。他們在機關或事業單位上班,相對穩定。“有時候覺得在機關工作挺好,加上我是巨蟹座,還蠻需要安全感;但有時候又覺得這麼過一輩子挺無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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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欣桐是主動辭職的。疫情暴發初期,她正在澳大利亞享受自己籌劃多時的“間隔假期”。

北京奧運那一年,王欣桐考上了中國農業大學研究生;畢業後,定居北京。10年來,她一直從事農業和公益領域的工作。

2019 年 9 月,她辭去了香港某公益機構項目總監一職,“工作週期比較長,是我離職的一個原因。”項目在鄉村,需要配合農户的時間。早上 6 點到現場,等人家不忙的時候,她和團隊開始工作;待到晚上七八點,和農户吃完飯,還要繼續下一步的工作,十一二點才能回到住宿的地方。一個月出差 20 多天,哪怕凌晨一兩點到家,第二天依然按時上班。“感覺不到生活了。”回到家,綠植犧牲很多,“吃不好,休息不好,很沮喪。”

狀態不佳,王欣桐給自己計劃了一個間隔期,學習、休息和養生:10 月,先到東南亞參加青年交流項目;1 月,到澳大利亞探訪親友;2 月回國;3 月,重新走向社會。“年後是換崗的高峯期,怎麼着,20 天也搞定一份工作了”,當時,她還比較樂觀。辭職做了顧問,雖然報酬少了四分之三,但工作形式靈活了。

1 月初,王欣桐跟着姑姑、姐姐一起,到澳洲體驗生活。澳洲的陽光和空氣舒服,語言環境也好,她打算多待些時日,練習口語。那時,誰也不清楚疫情會發展到何種程度。“從 2003 年的 SARS到 2015 年的 MERS,疫情都有一個規律,秋冬開始,來年春天基本就消失了。”王欣桐盤算着從澳洲回來,疫情將迎刃而解,不會對生活和工作造成影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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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大利亞的海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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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大利亞國家公園裏慵懶的袋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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喂袋鼠的遊客。

2 月初,航班調整了起飛時間,但王欣桐並沒有收到通知。同時,南澳首府阿德萊德確診了兩個病例。王欣桐感到恐慌:“他們去過的地方,我們也去了。”連續 3 天,她不再出門,擔心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感染。

正是在此期間,她發現航班變動越來越頻繁。除了 9 號和 10 號的航班,之前和之後的全部取消。她決定趁早回國:“如果疫情嚴重下去,可能回不來了。”她訂票時,含税價一張 4500 元;等到臨走時再查,同一個航班已經漲到了 42000 元。

2 月11 日,王欣桐踏進了家門。綠植枯死了,多肉植物殘存着。魚缸裏的水像蘋果味的喜之郎果凍。唯有栽在陽台上的番茄,一個月沒人照料,居然紅透了一串沒爛,出乎她的意料:“我把那幾個番茄摘下來,一個一個吃了,糖酸比正合適,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番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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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欣桐自制的午餐。

從去年 12 月起,王欣桐有一搭沒一搭地找工作,一個月看兩次,瞭解就業行情。到了4 月,她開始密集地上網,與獵頭溝通,“挺意外的,崗位很少”。

年齡也是一道坎。機構合適,崗位又基礎,“年紀大了,不願從基層做起,有點尷尬”,王欣桐説。疫情是一個鍋,問題經由它加温,全暴露了。

她從沒有過長達 8 個月的職業空窗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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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悦飛18歲出來做事,在唐山賣過五金、往鋼廠送過貨,也在天津的電子廠打過工。20 多歲,父母慫恿他進服裝廠,那裏女孩多,還都是一個村的,方便找對象。閒着沒事,他愛跟朋友喝酒,沒把心思放在找女友上。

做了一陣子,李悦飛適應不了工廠的生活,“過一年和過一天沒區別。”從此,他沒再進過廠。2013 年,經朋友介紹,他去了天津一家連鎖西餐店,接觸到了披薩。“我還以為披薩是火槍烤的,到了才知道是用電烤箱。”

西餐廳的後廚整潔乾淨,不像中餐廳是火又是煙。漸漸地,李悦飛喜歡上了烤披薩、煎牛排。這是他做得最久的一份工,持續到了 2018 年。之後,他輾轉了幾家披薩店,再經朋友介紹,應聘上了北京一家簡餐店的後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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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鋪試營業期間的工作照。

店鋪籌備時,李悦飛便是其中一員。從早上 9 點工作到晚上8點,他負責備菜、出餐等,週日有一天假期。一個月工資 6000 多塊,包吃包住。新開的店鋪沒有名氣,生意冷淡,後廚清閒。李悦飛報了樓裏一家吉他社的課程。在歇息的下午,他常坐在廚房的休息區,彈練幾曲。

大年三十,他是店裏最後一個離開的員工。坐火車不安全,他和同鄉商量,租了輛汽車,開了5 個小時,回到老家邯鄲雞澤縣——一個產辣椒的地方。

車子租了一週,租期快到時,李悦飛回到了北京。他又成了店裏第一個返工的。銀河 SOHO沒什麼人,商鋪悉數關着,只有門口的便利蜂開着。門店計劃 2 月 8 日營業,實行無接觸服務,“老闆説延遲幾天就正常了。”

李悦飛住在離銀河 SOHO僅有 1 公里遠的員工宿舍內,偶爾步行去店裏打掃衞生、檢查消防、清理爛掉的蔬菜。有時候,他也刷個共享單車上街轉悠。“街上人少車也少,好多店關着,遇到一個不戴口罩的,趕緊離他遠點。”回到住處,除了使勁搓手,他還給鞋子和衣服消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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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在店鋪門口抬頭往上看,是一張巨大的網。

3 月,國內疫情控制住了,國外又嚴峻起來。“疫情一時半會兒過不去,我想這店開不了了。”

“老家要隔離14天,再來北京還要隔離,乾脆不回去了。”李悦飛在北京度過了無所事事的兩個月。

4 月 7 日關店後,李悦飛並沒有太擔心,“關就關唄!這工作不行還可以找別的。”一個朋友在南六環跑快遞,買了兩輛廂式貨車,李悦飛沒事做,被叫去跑了幾趟,“感覺還不錯”。可後來生意直線下滑,一輛車就夠拉貨,用不上他了。

4 月 18 日,京津冀健康碼互認後,李悦飛趕緊回了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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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悦飛在家已經待了一個月。除了陪親戚的孩子玩,不做飯也不碰吉他。二弟家的兩個,小弟家的三個,大的 11 歲,小的3 歲剛會跑,全跟他鬧得起勁。他給他們買吃的、買玩具,還帶他們在屋裏滑旱冰。開始時小侄子摔了跤,嚇得不敢爬起來,後來在沙發和牆角的旮旯裏,自己扶着就站起來了。

自從出來打工,李悦飛只在春節回家。父母希望他多待會兒。“今年倒是了了他們的心願,但再待估計不行了。”他打算等家裏的麥子收完,就出門找工作。

以前找工作10天就能解決,最多不超過一個月。疫情下,餐飲行業買賣不好做,普遍下調了工資。李悦飛不想再幹老本行了:“前幾年喜歡這個,現在覺得沒意思。一個月掙個幾千塊,還不如自己乾點什麼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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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悦飛家裏收麥子的場景。

雞澤縣屬於平原地區,全是一大塊的整地。一年種 2 季作物,小麥和玉米輪作。李悦飛家裏有 10 畝地。小時候收麥子靠人力,用鐮刀割麥子、用麻繩打捆……十天半月才消停。現在人乾的活少,除了澆水、打藥,其他的工作都用機械,一兩天就做完了。李悦飛留在家裏,也無多大用處。

在北京租房的阿喆,每天也得往外掏錢。再怎麼省,房租、水電省不了。“大部分時間待得住,偶爾還是心慌。大家都在上班,就我每天很閒。”買房的壓力、父母逐年老去的壓力……他想得比平時多:“我不是積蓄很多的人,父母也是普通人。媽媽沒工作,爸爸退休了。我只能靠自己。”

不在外面吃飯,頂多週末與朋友聚聚,阿喆愛窩在家裏,看電影、寫影評和作詞。

在老家,他接到了“某音樂創作大賽”的電話,通知他入圍了決賽,但因為疫情,比賽沒了後續。小有天賦,卻沒機遇,作詞對阿喆來説,只能是愛好。

他曾改寫過一首詞:“越走越窄怎麼有點無力探出瓶外,含苞未盡醖釀這份期待難盛開,好像我們的愛攀在瓶口徘徊,那些情投意合彷彿沒存在。”本是描寫兩個戀人在謠言和紛爭裏尋找自己的故事,卻應了他當下的心境。

王欣桐曾推薦一位比自己大7歲的老師給獵頭,對方直截了當地説“年紀太大”。這句話點醒了王欣桐,“我也將到這個時期,必須做一個決定,選擇穩定的還是感興趣的工作?”她希望找一份做得長久的事業,避免淪落到 40 歲還要跳槽的地步。

好在有積蓄,不至於坐吃山空,加上還有微薄的顧問費支撐,王欣桐找工作的心態得以自洽:“崗位和方向適合我,讓我體驗到成就感,才是工作。”

不過,在沒找到滿意的工作前,她不排斥兼職。每月光是還房貸、繳五險的支出就超過了 5000元。只進不出的日子,讓人心裏不踏實。開不了源,她便控制慾望,時不時斷舍離一下。前段時間,她在鹹魚上賣了一口鍋,進賬199 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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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裏的番茄又開花了。

除了瀏覽招聘信息,王欣桐的時間都用在了開發新技能上——烙餅、煮粥、泡水果茶、做手擀麪等。她也捨得花 2 個小時,抽掉魚缸裏的水,給新種的綠植澆上。

雖然種在花盆裏的番茄,生存空間小,長不大個,但開春時,王欣桐還是種了幾棵:“現在都開花了。”曾給過她意外的番茄,被賦予了新的期待。

以前,王欣桐不喜歡飛機從上空劃過的聲響,現在有個飛機經過,她還挺高興的:“説明又有人出差了。”

(應採訪對象要求,王欣桐、阿喆、李悦飛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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